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、康之际，何其爱民之深，忧民之切，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。有一善，从而赏之，又从而咏歌嗟叹之，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。有一不善，从而罚之，又从而哀矜惩创之，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。故其吁俞之声，欢忻惨戚，见于虞、夏、商、周之书。成、康既没，穆王立，而周道始衰，然犹命其臣吕侯，而告之以祥刑。其言忧而不伤，威而不怒，慈爱而能断，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，故孔子犹有取焉。《传》曰：“赏疑从与，所以广恩也；罚疑从去，所以慎刑也。当尧之时，皋陶为士。将杀人，皋陶曰“杀之”三，尧曰“宥之”三。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，而乐尧用刑之宽。四岳曰“鲧可用”，尧曰“不可，鲧方命圮族”，既而曰“试之”。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，而从四岳之用鲧也？然则圣人之意，盖亦可见矣。《书》曰：“罪疑惟轻，功疑惟重。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。”呜呼，尽之矣。可以赏，可以无赏，赏之过乎仁；可以罚，可以无罚，罚之过乎义。过乎仁，不失为君子；过乎义，则流而入于忍人。故仁可过也，义不可过也。古者赏不以爵禄，刑不以刀锯。赏之以爵禄，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，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。刑之以刀锯，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，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。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，而爵禄不足以劝也；知天下之恶不胜刑，而刀锯不足以裁也。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，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，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。故曰：忠厚之至也。《诗》曰：“君子如祉，乱庶遄已。君子如怒，乱庶遄沮。”夫君子之已乱，岂有异术哉？时其喜怒，而无失乎仁而已矣。《春秋》之义，立法贵严，而责人贵宽。因其褒贬之义，以制赏罚，亦忠厚之至也。
注释：
赏疑从与, 罚疑从去, 杀之, 宥之, 鲧可用, 不可, 鲧方命圮族, 试之, 罪疑惟轻, 功疑惟重, 仁, 义, 爵禄, 刀锯, 诗, 春秋
大意：
这首诗词表达了君子长者对待天下的道德观和治理方式，以仁义为核心。
赏析：
这首诗词表达了君子长者以仁义为核心的道德观和治理方式。在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、康之时，君子长者深爱民众，忧虑民众的处境，并以仁义之道治理天下。当有善行时，赏之并咏歌赞叹，以乐其始并勉励其终；当有不善行时，罚之并哀矜惩创，以弃其旧而开创新的道路。这种治理方式在虞、夏、商、周等历史文献中都有所见。成、康之后，周道开始衰落，但穆王仍然命令其臣吕侯，告诫他以祥刑。吕侯言辞忧虑但不伤人，威严但不发怒，慈爱并能果断，内心怜悯无辜之人，因此孔子仍然有所取法。《传》中说：“对赏有疑，就从给予，以扩大恩惠；对罚有疑，就从放弃，以慎重刑罚。在尧的时代，皋陶是负责刑法的官员。当要处死一个人时，皋陶说“杀”三次，而尧说“宥”三次。因此天下人畏惧皋陶坚持法律，而乐于尧采用宽容的刑罚。四岳建议尧使用鲧，尧说“不可，鲧将毁灭家族”，但随后又说“试试看”。为什么尧不听皋陶要处死人，而听从四岳要使用鲧呢？因此，可以看出圣人的意图。《书》中说：“对罪行有疑虑，就轻轻处罚；对功绩有疑虑，就重重表彰。与其杀害无辜，宁可放过有罪。”这首诗词深入探讨了赏罚之道，过于仁慈的赏罚会失去作为君子的标准，过于义正言辞的赏罚会变得冷酷无情。古代的赏罚不是以爵禄为基础，也不是用刀锯执行。用爵禄作为赏罚的方式，只在爵禄加以赏赐的范围内有效，而不在爵禄未加赏赐的范围内有效。用刀锯执行刑罚，只在刀锯所及之处有效，而不在刀锯所未及之处有效。先王知道天下善行无法用赏罚满足，爵禄不足以激励；他们也知道天下恶行无法用赏罚满足，刀锯不足以裁决。因此，对于疑虑的情况，就要运用仁义的标准，以君子长者的方式待人，使天下的人都归于君子长者的方式。因此，诗中说：这是忠厚的极致。《诗经》中说：“君子如祉，乱庶遄已。君子如怒，乱庶遄沮。”君子已经乱了，岂会有异术呢？只是在适当的时候喜怒，但不会失去仁义。《春秋》的理念是，立法要严格，责任要宽容。根据褒贬的原则，制定赏罚，也是忠厚的极致。
作者简介：
苏轼（1037年1月8日－1101年8月24日），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，眉州眉山（今四川省眉山市）人[1]，北宋文学家、书画家、政治家、文化评论家、艺术理论家，被后世誉为“文学宗师”、“千古文宗”。他性情豪放，喜欢饮酒作诗，以豪放派词章著称。其作品包括诗、词、散文等，篇幅丰富，风格多样，涉及社会、人生、自然等多个方面，具有深厚的思想性和艺术性。苏轼的诗词作品流传广泛，影响深远，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巅峰之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