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义行于君子，而刑戮施于小人。刑入于死者，乃罪大恶极，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。宁以义死，不苟幸生，而视死如归，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。方唐太宗之六年，录大辟囚三百余人，纵使还家，约其自归以就死。是以君子之难能，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。其囚及期，而卒自归无后者。是君子之所难，而小人之所易也。此岂近于人情哉?或曰：罪大恶极，诚小人矣；及施恩德以临之，可使变而为君子。盖恩德入人之深，而移人之速，有如是者矣。曰：太宗之为此，所以求此名也。然安知夫纵之去也，不意其必来以冀免，所以纵之乎?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，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，所以复来乎?夫意其必来而纵之，是上贼下之情也；意其必免而复来，是下贼上之心也。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，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?不然，太宗施德于天下，于兹六年矣，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，而一日之恩，能使视死如归，而存信义。此又不通之论也!然则何为而可?曰：纵而来归，杀之无赦。而又纵之，而又来，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。然此必无之事也。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，可偶一为之尔。若屡为之，则杀人者皆不死。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?不可为常者，其圣人之法乎?是以尧、舜、三王之治，必本于人情，不立异以为高，不逆情以干誉。
注释：
信义行于君子，刑罚施于小人。君子愿以正义之死来表明信义，而小人则逃避刑罚。在唐太宗的统治下，录取了三百多名重刑囚犯，纵使他们回家，但约定他们自行归案以接受死刑。这是君子难以做到的事情，因为他们确信小人必然会归案，而小人却容易逃避。这种情况是否贴近人情呢？
大意：
这首诗表达了君子和小人信义之行、刑罚的差异以及对生死的不同态度。诗中以唐太宗录大辟囚纵使还家，约其自归以就死为例，强调了君子难能期待小人必能的境地。然而，纵使给予小人恩德，也不能使其变为君子，君子之难和小人之易形成鲜明对比。这是否贴近人情呢？
赏析：
这首诗通过描述君子和小人在信义行为和刑罚面前的态度和行为，探讨了君子和小人的区别。君子视死如归，愿以正义之死来表明信义，而小人则以苟且的生存为最高目标。诗中以唐太宗的统治为例，录取了三百多名重刑囚犯，纵使他们回家，但约定他们自行归案以接受死刑。这展示了君子的难处和小人的轻易逃避。诗中还提到了施以恩德可能使小人变为君子的观点，但太宗的实践并未达到这个目的。诗人质疑了纵容小人归案后是否会回来以图免罪的问题。诗人认为这种行为上位者和下位者之间的相互欺骗，而非真正的施恩德和知信义。最后，诗人认为治理社会必须建立在人情之上，不应追求高尚而违背人情。这首诗通过对君子和小人的对比，以及对恩德和信义的思考，展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社会治理的难题。
作者简介：
欧阳修（1007年—1072年），字永叔，号醉翁、东篱，晚号潇湘夫子，祖籍河南郡洛阳县（今河南洛阳市），北宋文学家、文学理论家、散文家、诗人、政治家、历史学家，唐宋八大家之一。欧阳修是北宋文人的代表人物，他以文学成就著称于世，尤以散文而著称，他的散文以骈文和古文最为出色，被后世誉为“欧体”。他的作品以政论为主，有《政通术》等。